旭成网讯 回望世界科技发展百年历程，“李约瑟之问” 始终是绕不开的重要命题：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5 世纪，中国在自然知识运用服务现实生产层面长期领先西方，可近代科学革命却并未诞生在中国。长期以来，这一命题深刻影响着西方学界看待中国科技的认知视角。伴随全球创新格局深刻调整，中国科技实力快速崛起，“反向李约瑟之问” 逐渐走入国际舆论视野，引发海内外广泛讨论。
“李约瑟之问” 根植于西方中心主义评价体系，将西方近代科学革命视作人类科技发展的唯一范式。过去，部分西方学者片面将近代中国科技滞后，归结为自然观缺失、重实用轻理论、科举制度束缚等因素，忽视不同文明科技创新路径的差异性与历史客观逻辑。
事实上，古代中国在四大发明、农耕技术、天文历法、传统医学等领域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与技术迭代体系，只是发展路径区别于西方数理实验科学。近代中国科技的相对落后，本质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时代落差，并不代表中华文明缺乏创新禀赋。
经过数十年接续奋斗，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《2025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》，中国创新综合排名跻身全球前十，也是全球唯一进入创新前十梯队的中等收入经济体。国内 24 个国家级创新集群入选全球百强，数量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，深圳 — 香港 — 广州创新集群登顶全球创新集群榜首。
如今，载人航天、量子科技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高速铁路等前沿领域，我国实现从跟跑到并跑、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。国产 AI 大模型持续抢占全球榜单重要席位，打破海外技术垄断。在此背景下，西方学界开始提出新的思考：一个没有孕育近代科学革命的国度，何以在短短数十年完成科技逆袭，由技术引进追随者转变为科技创新开拓者？这便是备受关注的 “反向李约瑟之问”。
不同于西方依托资本驱动、个体主导、殖民红利的创新模式，中国科技突围的密码，来自制度优势、产业基础与文明基因的有机结合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，帮助国家统筹调配各类创新资源，破解诸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，规避资本短视、研发碎片化带来的发展桎梏。坚持产业链与创新链双向布局，推动产学研深度融通，打通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。同时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并举，既筑牢本土创新根基，又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，在合作交流当中实现技术迭代升级。
这一实践也有力击碎了 “现代化等于西方化” 的固有迷思，改写全球科技文明的固有叙事。长久以来，现代科技史的叙事长期以西方发展脉络为主线，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技术依附、被动追赶的处境。中国的创新实践充分证明，现代科学不是某一种文明的专属成果，科技创新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固定模板。各个国家完全可以立足自身历史传统、制度条件与发展阶段，走出属于自己的创新道路。
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地缘博弈加剧，全球经济复苏阻力重重，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不断抬头。部分西方国家大搞科技脱钩、技术封锁、出口管制，把科技创新当作地缘博弈工具，企图依靠技术壁垒维护科技霸权，遏制新兴经济体创新发展。
越是这样的时代环境，“反向李约瑟之问” 的现实启示愈发凸显。它向世界昭示，西方的科技创新范式绝非唯一标准答案，已经难以适配全球多元发展需求；科技创新本应是人类破解发展难题、实现共同进步的公共力量，不该沦为零和博弈的竞争筹码。
从探究近代为何落后，到解读当代何以崛起，“李约瑟之问” 的时代转向，既是我国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生动印证，也代表全球科技文明叙事正在迎来重大转变。未来，中国也将持续输出创新经验，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多元包容的全球创新格局。
